史玉柱在赚谁的钱

《征途》与黄、白金搭档
  史玉柱已经变成了无法再扼制的巨大财富象征。在保健品市场,“脑 白 金”与“黄金搭档”已经压倒了其他声音,以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打开电视,就无法躲避那遮天蔽日、令人生厌的“今年过节不送礼呀,送礼就送脑 白 金”。史玉柱的野心当然不限于“脑 白 金”与“黄金搭档”,陈天桥卖《传奇》暴富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可是一个比保健品圈还要广阔的财富场。《征途》是他将自己放进市场调研的结果,迎合了普罗大众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各种刺激的急迫欲望,与“脑 白 金”、“黄金搭档”一样,对他所蛊惑的特定消费者构成了某种一旦进入就无以摆脱的诱惑。史玉柱的产品其实都有赖这种蛊惑的酝酿。这款越来越疯狂的游戏自然引发了人们对财富道德的争议,但史玉柱从不在意这些争议,他需要它们,它们本身就是他运用蛊惑的一部分。

  8月,刚刚做完激光手术的史玉柱摘掉了戴了多年的眼镜。许多年来,他一直没离开过这副纯金边框眼镜,除了有一天晚上,作为赌注,他输掉了它——他的一位下属一口气喝了近一瓶48度白酒没被醉倒。不过据说,他后来又用重金把眼镜赎回来了。史玉柱现在打算给《征途》的营销渠道做一次大手术,他宣称,3年内《征途》的营销要扩充到2万人,以抢占日益增长的二三级城市网游市场。这个已经为销售“脑 白 金”、“黄金搭档”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团队,本来就是史玉柱精心培育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被他指挥以“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大幅度地宣传鼓动大众”,本来2000多人的规模,现在正以每月近300人的速度壮大。

  史玉柱于是又一次,通过一个产品构思,赢得了超乎寻常的财富。上海市广电局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去年《征途》网络已经创造了6.26亿元的营业额,今年随着营销深入,月运营收入已经超过1.6亿元。这部分收益还不包括过去4年、频繁的股权投资给史玉柱带来的惊人赢利。

  10年前,他还是一个四处躲债的著名失败者,他从20世纪末的那场几乎可以让任何生意人一蹶不振的打击下活过来崛起的速度令所有人惊讶。“甚至可以说,他根本上没有意识过自己的失败。”一名接近史玉柱的人士称。实际上,从“脑黄金”到“脑 白 金”,他由失败到重新成功所依赖的产品,只不过顺应了人们将“黄金”改成“白金”的喜好。这个财富传奇,看起来多少带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史玉柱在安徽统计局农调队时的领导朱家功曾在巨人集团倒塌、史玉柱最失意落魄的时刻去珠海看他,朱家功说他当时看到,史玉柱一直在他的电脑上忙碌,“脑 白金”已经在谋篇布局。朱家功说,他当时曾不解地提出疑惑:“‘脑黄金’刚失败,‘脑 白 金’怎么行?”那位“穿格子衬衫、短裤”,“每天闭门不出,在400平方米空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的年轻人的回答简直就是一个胜利者,而非一个3.5亿元的负债者:“他当时就坚决地对我说‘花不了多少钱,肯定行’。”

  怎样再看史玉柱已经成就了的这个超级传奇呢?不要小看他那些产品的命名:“脑黄金”、“脑 白 金”卖健康;“黄金搭档”卖聪明;《征途》卖权力与欲望;就概念而言,它们确实构成了坚实的民众需求基础。“脑 白 金”真能给人健康?“黄金搭档”真能给人聪明?《征途》真能使人拥有理想中无法无天的权力?它们只作为一种概念而具备供需基础。但对于史玉柱和他的营销团队而言,只要将这个空洞概念忽悠得深入人心,就能将概念变成真正的黄金。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零风险套现”的超级资本魔术,卖什么产品对史玉柱来说从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最大幅度地调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中隐藏的需求,这个社会群体人数最庞大、最没有理性思维的磨炼、最缺少信息支持,因此也就最容易被具有蛊惑性的宣传所鼓动、所支配。史玉柱清醒地意识到:得到了最广泛民众的支持,就会获得最广泛的财富来源。他的一次次产品营销策略的实施,也就是一场场最广泛群众运动的发动过程——人民群众调动起来,就成为他从无到有、取之不尽财富的汪洋大海。从他积累财富的策略中,最深刻映现出,广大无意识消费者就这样轻易成就了一个中国富豪的暴富。

  史玉柱最擅长这样的心理战术:先给玩家一点好处,今天发工资,明天送红包,让他们以为占到便宜,可以获利,待玩家进一步增加投入后,很快就将获利的途径堵住。

  现实经济中没有上帝,但虚拟经济中有上帝,史玉柱就是上帝。

  记者◎陈赛

  月盈利850万美元纪录

  “在《征途》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装备,一切装备为了杀人,一切装备反映了钱,体现一个人有钱没有,在社会上是否吃得开。”玩家“战神V”这样总结《征途》。

  这位25岁的青年,过去一年里,为一个《征途》账号陆续投入7万元人民币,不算最夸张的,他所在的服务器内,一个账号值十几万元的大有人在。他所在的南方小城里,像他这样的有钱少爷也不少,父辈开工厂,生意做到海外去,后辈则在家中享福,住几百万元的房子,开几十万元的车子,一份闲职拿两三千块钱的工资,父母每月还往银行账户上汇钱。

  这些人证明了《征途》的商业模式何等精准——“赚有钱人的钱”。世上无聊的有钱人何其多?

  不过,几个有钱人扛着最生猛的装备互相砍来砍去,有何乐趣可言?

  “养100个人陪1个人玩。”史玉柱说。

  因此,在他的设计中,《征途》里只有两类玩家。一类是有钱人,他们有钱到花几万元人民币买一套虚拟装备可以连眼睛都不眨。史本人是最佳代表,他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玩《传奇》的故事,如何如何就花掉了5万元人民币,这段《传奇》经历成了后来他做《征途》的直接灵感。另一类是穷人,没什么志气的穷学生,二三级小镇里无所事事的青年,钱虽不多,但每天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不知如何消磨。一听有免费游戏玩,已觉得拣到大便宜,《征途》开始发工资之后,更加趋之若鹜。

  对玩家这样简单粗暴的分类,注定了《征途》这款游戏格调不高,但符合史玉柱一贯做生意的风格。对他来说,只有赚钱是重要的,虚名骂名一概置之脑后。2004年底,他刚入网游行业时,很多业内人觉得他做保健品的来做这个,不靠谱,又过于张扬,惹人反感。但才两年时间,《征途》月盈利达到850万美元,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0万,仅次于网易。一方面痛心疾首大骂《征途》,另一方面认真学习《征途》的赚钱秘术,是这两年中国网游业人士最热衷的两件大事。毕竟,这是一个没有纪律、成王败寇的行业。做游戏的人为适应环境而挣扎,“利”字当头,谁会为迁就不相干的道德标准而牺牲金钱?

  有史以来最烧钱的装备系统

  对《征途》玩家来说,装备是游戏中一切活动的中心。富玩家一掷千金,穷玩家辛苦赚钱,无非为了在游戏中置办一套好装备,能杀人,能自卫,即使不能横行天下,至少安全行走江湖。

  《征途》的装备系统是国产网游中最烧钱的。与《传奇》等老网游不同,《征途》并不直接卖装备,而是卖材料。一套装备12件,包括衣服、项链、头盔、盾牌、鞋子、护腕、腰带、戒指……每件装备先由各种原始材料合成不同等级的打造材料,方可打造完成。

  史玉柱开发《征途》时,将材料等级设为九等,等级越高,价格越贵。原始材料分两类,一类是低级材料,包括棉线、软皮料、玉石、铁矿、檀木料等,与之对应的高级材料包括丝线、硬皮料、水晶石、银矿、乌木料等。5个原始材料可以合成一个一等的打造材料,5个一等合成一个二等,以此类推。目前《征途》的材料只开放到六等,单价约300元,五件六等材料合成一个七等装备,至少1500元。若要打造一整套,还要乘以12,各位可以自己计算一下账目。

  材料凑齐整了还不够,《征途》在装备上设置了极其繁琐的升级系统。装备每升一级就会多一颗星星,升到12颗星星时,全部星星会变成太阳。再从一颗太阳继续升级,升到14颗太阳。从一颗星星到14颗太阳,每升一级都是一大笔人民币。这还算不得最花钱的地方,最后还要看升级的成功率。升级一旦失败,则前功尽弃,还得重新改造,又是一大笔钱……如此这般下来,一套装备做完,几万块钱轻轻松松送给《征途》。据一位玩家计算,若有一日,《征途》的材料开放到第九等,一套九等装备价位将高达百万元以上。

  这样疯狂的追求顶级装备,是因为在《征途》里,装备价格与杀伤力成绝对正比,级别反而不重要。没有好装备,160级的玩家打不过100级的玩家;装备好到一定程度,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夸张点,“一个人能把一个国家给灭了”。

  当然,这样的奢侈游戏只有极少数有钱人玩得起。为了吸引更多的非人民币玩家进入,《征途》为他们提供了不少赚钱的方法。智力答题、运镖、采集、种植、骑自行车、泡澡、跑迷宫、组织团队和帮会,都可以升级。玩家也可以通过打怪、采矿获得装备材料,但基本上只能得到垃圾材料,四等以上的好材料获取几率很低,因此常常逼得穷玩家也得花钱购买。

  其实,如果心态平和,又有足够的技巧与耐心,并非不能在《征途》中慢慢混到很高的段数,《征途》经常热情宣传一些玩家如何分文不花当上了某国的国王,煽情如主旋律报告文学。但若真有这样的清平智慧,实在没必要在《征途》中混。《征途》是一个不容人心平气和的地方,它时刻都在刺激你的欲望。

  乱世征途:杀人无罪,抢劫有理

  “经过千辛万苦、熬更守夜,终于换来一身太阳装,还没从陶醉里清醒过来,突然来一黑点,自己已被斩于马下。”

  这在《征途》里叫“秒杀”,一秒钟之内杀人于无形。

  鼓励杀人,是《征途》的特色。传统网游里,杀人是要加红名的(一种游戏中的惩罚措施),但《征途》里,杀人不仅不会变红名,还可以得到“功勋值”,如果你想打造高级装备,升级,都必须有功勋值,而且越高越好。每杀一人,还会被系统通告天下,很有成就感。

  中国的网络游戏一向热衷于制造乱世,因为乱世不仅出英雄,更重要的是刺激欲望:血海深仇,王霸雄图。而《征途》是乱世中的乱世——10个对立的国家终日混战不休,游戏屏幕上方的滚动条一直在刷新战地新闻:

  “有外国人在周围,袭击我国国民,请去支援。”

  “风雪真人在周国边境成功击败进攻者。”

  …………

  记者问“战神V”:

  “征途里最开心是做什么?”

  “杀人呗。打得跟狗屎一样,对骂倒是有,骂死为止。好玩啊。”

  “除了杀人呢?”

  “抢劫啊。最爽是去外国抢劫。闯过边境,镖车一到,一拥而上,多爽。”

  鼓励抢劫,是《征途》的另一特色。《征途》中有一项经验值最高的任务——运镖,玩家要交银子给系统做押金,一天可以运5次,每次平均交2锭银子。如果镖车半路被人打劫,则押镖人的银子被系统没收,劫镖人反而可以得到一定的银子。

  “战神V”骑着赤兔马,一身白色太阳装闪闪发光。这套衣服光改装费就是4500元,贵过真实世界里的高级西服。他对记者的虚拟分身——一个叫“猴妖”的女战士说,“跟我来,带你见识一下”。不知为何,在他的虚拟地盘上,连键盘上敲个方块字,都有指点江山的味道。自我感觉如此良好,难怪那么多富人玩家沉迷其中。

  那是一个押镖车队经过的危崖,高头大马驮着金箱银箱经过,几百个红男绿女的虚拟分身骑马在眼前闪过,天空飞着叫不出名字的召唤兽,根本分不清楚哪些是押镖的,哪些是抢劫的。只是当鼠标变成血淋淋一把小尖刀,便说明对方是敌国玩家,可以格杀勿论。

  莫名其妙杀了几个人,又糊里糊涂被杀了几次,却连个人影都没看清楚,头昏脑涨之余,记者跟“战神V”告别,退出《征途》。天知道,名字已被系统列入多少陌生人的仇人名单,仇人名单里又列了多少陌生人的名字?

  这么轻易就结下仇怨,真不值得。但这就是游戏规则,若没有杀人的快感与被杀的怨愤,《征途》如何刺激玩家对高级装备的欲望?

  一个几百号人劫镖的小场面已经如此夸张,数万人混战的万人国战会是什么样子?

  据说万人国战中很多高手都是征途公司安排的枪手,他们的装备和级别都是最高的,不仅起到极品装备推销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挑起各种矛盾,在玩家之间撒播复仇的种子。要报仇么?花钱吧。

  稍微理智一点,就离开这个游戏了;有幽默感一点的,会想:“这些钱,买真人的命都够了,游戏里杀个把人算什么?”但是不,大部分人是知耻而后勇的。在《征途》中,穷玩家被杀红了眼睛,一时冲动起来,拿出真金白银与对方拼,冲个几百一千元的,多如牛毛。不过,他们很快会发现,《征途》是个无底洞。金钱决定一切的世界里,穷人永远斗不过富人。

  拿真实的金钱换虚幻名利

  “战神V”并不认为游戏里的“杀人”、“抢劫”可以与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对应起来,“但《征途》的确抓住了人的弱点,我们的好胜心、虚荣心,还有不可救药的斗富心理”。你一身绿,我也一身绿,你一身完美,我也一身完美,你身上四个灵魂锁链,我再加六个,你开1000个宝箱,我就开1万个,比的就是钱多,拿真实的金钱换虚幻的名利。

  为了保持游戏的公平性与平衡性,以往的游戏会自觉约束高手中有钱人的比例,比如玩《魔兽世界》,你不可能买到所有装备,除非出天价,99%的人要靠自己练级得到装备。但《征途》的游戏规则是金钱万能,谁有钱,谁就有好装备,谁杀人杀得最爽,抢劫抢得最痛快。或许,这就是《征途》玩家追求的终极快感——将众人踩在脚下?国家第一不行,世界第一也不行,跨服务器远征,总之,要做天下第一。

  “别以为《征途》里的有钱人个个都像我这么游手好闲,有不少是私企老板,平时很忙的,他们花多少钱无所谓,就是享受这种号令四方、一呼百诺的感觉。工厂里,他能指挥几个人?在这里,上万号人都得听他的。”人就是这样,老大做久了,容易上瘾,变本加厉。

  物质上压迫你,精神上刺激你,给你虚幻的名利,来来去去无非为了诱惑你花更多的钱来玩游戏。这样的诱惑,无论富人穷人,都没有免疫力。富人求名,穷人求利,人类进化了这么多年,仍自愿为“名利”二字套牢,喜怒哀乐都逃不过它的大手。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过:“游戏的世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超凡脱俗的世界,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就会忘却世俗的烦恼,享受一种了无挂碍的生活,游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征途》恰好相反,人们明知《征途》是个比现实世界更加残酷的名利场,仍然趋之若鹜,自寻烦恼。

  “利益”是最好的社区黏合剂

  今年5月,《征途》宣布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网游最大的吸引力在社区,在玩家之间的互动。人一多,游戏里必然会形成一个复杂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里面会有他的朋友和敌人,他会舍不得离开,即使离开了,总还会回来。”

  史玉柱很清楚,对一个社区来说,“利益”是最好的黏合剂,尤其是网游中的社会系统,如家族、帮会、国家,只要嵌入其中,就很难退出,因为彼此利益休戚相关。

  《征途》中有“推荐人制度”,即你带一个新玩家进来,新人每升一级,系统都会付给你钱。这样的“带号”性质与传销相似,因为利益驱动,牵动身边人际链条,玩的人便越来越多。到后来没有新人可以带了,就自己注册若干小号,自己带自己玩,赚几两银子,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征途》对玩家的这些小骗术十分宽容,因为贡献了更多的“同时在线人数”。

  运镖是《征途》中最符合“高风险高利益”的一项任务。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玩家们很自然会联合在一起,采取“人多势众”的战略,现在《征途》陆续开放了家族运镖、国家运镖系统,参与者都能获益,而人的行为是很容易被收益所强化的。

  万人国战也是如此。《征途》这种大规模的国战在一般网络游戏中很少见,更绝的是,《征途》设计了“国战竞猜”的项目,类似于赌马。下注的玩家本身就是比赛的一方,因为自己可以控制胜负,于是加倍出死力,不断增加装备投入。

  史玉柱很懂得人多的好处:人多的地方,恩怨就多。所以,《征途》的服务区合并非常频繁——几个小服务区合并成一个大服务区。“战神V”说自己所在的服务区一年内已经合并了4次。“本来一个国家运转很正常,一合区,原来的环境和秩序就被打破了,利益冲突就产生了,城主要重新安排,国王要重新争王位,大号和大号之间要重新争夺排名。”

  “上帝”史玉柱

  在一些大赌场里,庄家会免费送新赌客一些筹码玩,人一旦上瘾,欲望就是刚性的。《征途》的策略也是如此。《征途》入门上手很容易,但越到后来,升级越难,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金钱,越来越多的机制让你不愿意退出。

  在《征途》里,史玉柱最擅长这样的心理战术:先给玩家一点好处,今天发工资,明天送红包,让他们以为占到便宜,可以获利,待玩家进一步增加投入后,很快就将获利的途径堵住。

  现实经济中没有上帝,但虚拟经济中有上帝,史玉柱就是上帝。

  前段时间闹得很大的“保险绑定案”就是如此。2006年11月,《征途》推出了“5倍增值保险服务”,玩家购买“保险”后,在游戏中的角色每提升10级,系统就返给投保人丰厚的金币(游戏中的虚拟货币)作为红利。半年后,征途官方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把玩家的保险进行了绑定——将玩家保险红利的60%打入了游戏的“工资账户”上,只能在游戏里的道具商店中购买商品,购买后的商品也被绑定了——被锁定在玩家固定的ID账号上,不允许交易和转让。这样玩家手中虚拟货币大部分成了代金券。一个名为阿叛的网友不甘心,将征途公司告上法庭。目前此案还在调查过程中。

  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苦哈哈的玩家细诉在《征途》中赚钱的辛酸史,令人忍俊不禁。此人自称在《征途》玩了8个月,没花一分钱,也没骗过一分钱,所有挣的钱,全凭技术加头脑,再加上无限多的上网时间换来的。先是蹲点专杀BOSS,靠BOSS爆出的技能书,赚了点小钱,但一次《征途》更新之后,杀BOSS得的装备大部分都成了绑定的,不能再摆摊交易。后来《征途》干脆自己开了书店,书价大跌,立时断了这位仁兄的财路。

  给玩家“发工资”也是一样的道理。所谓“工资”,其实是游戏币,对《征途》来说,一点成本都没有,属空手套白狼,改个参数就是了。而对成千上万冲着工资涌入《征途》的玩家来说,要拿100元的虚拟工资,必须先花费10倍、几十倍的现实金钱或时间。征途对领工资制度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每月一个账号角色必须达到4800点荣誉值以上才可以领工资,必须带50级以下的账号才可以获得荣誉值。不仅如此,《征途》还规定凡每月在线时间少于60小时的账号都拿不到工资,而只有每月在线超过120小时才有可能拿到价值100元的“全额工资”。

  照理说,无论是发工资、卖保险还是国战竞猜,都是平白无故在流通领域增加虚拟货币,势必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一定范围内,通货膨胀越严重,玩家越有动机用人民币消费,而不是在游戏里打怪赚银两,因为用时间换取的成本太高了。这固然符合《征途》的利益,但若是超过限度,可能造成大量非人民币玩家的流失,更严重时会导致虚拟经济体崩溃。不过史玉柱是虚拟经济里的金融高手,长袖善舞,比起其他的网络游戏,《征途》的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以前的网游都有规则,但规则不是法律,可以打破。”对他来说,只要法律不限制的地方,到处是赚钱的机会。彩票、赌博等问题在网络游戏中已然泛滥,但一直缺乏政府监管。《征途》中的“密银宝箱”就是典型的彩票。每个周末,《征途》游戏里都会刷出一批名叫“吉祥三宝”的怪物,杀掉怪物后玩家有100%几率得到“密银宝箱”,打开宝箱有可能爆出好装备,但开宝箱的钥匙只有在网络商店里才能买到,1把钥匙1元钱。人性好赌,一些有钱玩家一天竟开掉1万多个宝箱。《征途》今年2月推出“密银宝箱”,3月的财务报表就显示营业额为1.8亿元,专业人士估计最起码1/3的收入来源于开宝箱。

  我们希望裘新这样的中国游戏老人评判一下目前中国网络游戏的底线是否被拉低了,他回答:“网络游戏还是存在着道德底线的,我的判断标志很简单,当一个游戏的玩家在下线以后厌恶这个游戏,但下次还不得不玩时,这个游戏就已经触及了道德底线。”

  主笔◎尚进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家,但我是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玩家,我玩游戏已有21年时间。”这是2006年8月史玉柱在上海推广《征途》时的公开说法,实际上,1985年史玉柱还没到深圳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所玩的游戏也不过是移植自FC游戏机的《挖金子》。史玉柱真正迷恋电脑游戏,还是1996年以后,当时“脑黄金”已经处于销售高潮期,而巨人大厦已经出现了资金危机,拿“脑黄金”输血巨人大厦直接拖累了整个巨人集团,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史玉柱都在忙着为巨人大厦的资金解困。

  媒体爆出“巨人”出现资金危机后,那些购买了楼花的投资者纷纷上门,搞得史玉柱无法正常办公。正是这段时间,关起门来的史玉柱真正将电脑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放松娱乐。回合制策略游戏《魔法门》,以及EA出品的《命令与征服:红色警戒》和微软《帝国时代》这两款即时战略游戏,都是当时史玉柱的最爱。

  《征途》出现之前,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已经高速成长了3年,网络游戏规模从2001年的3.7亿元,直接蹿升到了2003年的25.5亿元。史玉柱正式决定投身网络游戏业的2004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9.1亿元,玩家数字呈几何级别扩大,三四级城市的乡村少年成为新生力量。而2004年,华义国际运营的《石器时代》,日资背景的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运营着《魔力宝贝》,网易的《大话西游》,盛大代理运营的《传奇》,韩国Gravity公司开发的《仙境传说》,这几款老网游都渐渐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末端。加之早期很多游戏都是引进日、韩开发的现成产品,运营商都需要背负昂贵的版权包袱;图谋自主开发还仅仅是盛大陈天桥和网易丁磊;而以《魔兽世界》为代表的欧美高质量网络游戏还没被引入运营;老网游更倾向研究如何延长自己的运营周期,好多贩卖点游戏时间点卡。史玉柱进入网络游戏业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期。

  2004年以前,不论游戏玩家玩《大话西游》还是《传奇》,每个月花费50元人民币基本上就够了,当时的网络游戏商业模式还参照国际通行惯例,主要收取玩家登陆游戏的时间费用。不少网络游戏为了争取大量同时在线玩家,甚至直接设计了68元的包月不限时点卡。在2003年,只要一款新运营的网络游戏保证公开测试能吸引来10万人以上,并在正式收费时候能保证5万人的忠实用户,基本上这款游戏就肯定赚钱。像史克威尔·艾尼克斯2001年底开始公开测试运营的《魔力宝贝》,一度吸引了20万人同时在线,北京晶合软件公司独家代理了其点卡渠道的销售权,提成比例只有10%,拿代理提成就实现了3000万元以上的年利润。甚至有人当时帮《魔力宝贝》计算过,2002年3月15日正式收费运营后,150天就收回了服务器等全部硬性前期投入,运营250天以后基本上就是干拿纯利润了。此后《魔力宝贝》又保持了近2年的热度,整个项目3年时间至少拿到了200%以上的收益。这种行业规则一直延续到2005年,尽管包括金山、搜狐、TOM在线等众多大级别的软件和网络公司加入网络游戏行业,提高了网络游戏运营的资金和成本门槛,引发了不少小公司的倒闭崩溃,但收取几十块钱点卡费,一款游戏赚个两年钱的行业规律,并没有本质变化。

  史玉柱的《征途》,则打破了以往的行业平衡。2002年末,史玉柱开始玩盛大自己研发的《传奇世界》,他当时还抱着玩家心态,并没有表露出要自己运营网络游戏的倾向。玩了一年多《传奇世界》后,一款同样是盛大运营的《英雄年代》震动了史玉柱,在他看来,《英雄年代》是当时国内设计最出色的网络游戏,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韩国开发的同类型网络游戏,可这个游戏有些设置还是不够合理,有些应该修改的地方总是没人管。于是史玉柱侧面打听了一下,原来《英雄年代》的研发团队与运营商盛大的合作并不舒畅,《英雄年代》的研发团队成为史玉柱心目中看中的人手,对于到底有没有从盛大挖人,史玉柱的回答始终是模棱两可。他承认其中有些被他挖的人当时还在盛大上班,而另一些人已经离开了盛大。可盛大的老板陈天桥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始终对史玉柱挖走《英雄年代》研发团队耿耿于怀,并且多次在私下抱怨,这是自己犯的一个引狼入室的大错误。按照游戏圈内流传的说法,当时史玉柱通过四通公司段永基,想去同在上海的盛大办公室参观,而陈天桥在创业初期曾找过段永基做投资,尽管没有拿到段永基的钱,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于是陈天桥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他并没想到玩保健品的史玉柱居然会图谋上了网络游戏。

  2004年7月,史玉柱曾在上海召开过一次私人酒会,庆祝巨人公司成立15周年,不少有贡献的巨人老员工被请到上海,四通总裁段永基是当时嘉宾中仅有的两位非巨人元老之一。当时史玉柱在包租的游船上已经私下透露,将再去做软件,这曾引来巨人汉卡时代不少老臣的掌声,谁也没想到,史玉柱保密中的软件会是网络游戏。实际上,2004年春节后史玉柱就已经下决心要做网络游戏了,当时召集了一些巨人时代就打天下的老人,包括副总裁刘伟,以及后来征途网络副总经理陆永华和汤敏等人,讨论的焦点就是一个,2004年再投入网络游戏行业晚不晚,实际上这种讨论更接近史玉柱说服大家同意他个人的决断。于是挖人,成为史玉柱转入网络游戏的敲门砖。毕竟史玉柱在90年代有过运营IT公司的经验,他手下也曾有过姜巨满这样的汉卡关键人物,蒋涛这样的手写技术精英,以及后来独立开发出《超级解霸》的梁肇新。毕竟史玉柱自己也动手用汇编语言写过代码,他很清楚这些程序员到底需要什么。对游戏开发者的待遇,史玉柱颇为大方,具体额度并没有经过他手,他对征途公司副总经理汤敏的指示只有一条,重点技术人员不设待遇上限,只要技术能力值得,就不怕付高待遇。老牌游戏人、梦工厂软件创始人裘新与这个研发团队有过接触,他说:“《征途》的团队其实就是原来盛大《英雄年代》的团队,《英雄年代》并不成功,史玉柱本人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很清楚成败都是暂时的,关键是下一个,所以他用了一个当时并不成功的团队,用卧薪尝胆的激将法,真的了不起。”这场人才争夺直接导致了中国网络游戏圈整体薪资的上调,盛大更是在今年7月宣布公司全体员工平均加薪20%以上,并在今年chinajoy游戏展之前,拍出了1亿元,将并不知名的成都锦天科技收于囊中。锦天科技年仅25岁的创始人彭海涛,一夜之间就成为网络游戏巨头人才竞价中的幸运儿。

  实际上,在投身网络游戏的决定之前,史玉柱已经敲定将自己的脑 白 金项目75%股权转手给四通,这样他手头已经拿到了6.36亿元现金。另一方面是2003年,史玉柱从四通和首钢股份很巧合地买到了1.4亿股华夏银行IPO上市前的原始股份,并在每10股转增2股后,持有了华夏银行1.68亿股。再有就是民生银行,当时万通实业要上市,冯仑打算清理非地产业务以外的资产。从1994年泰山研究院认识以后,冯仑始终跟史玉柱算是朋友,于是他以极低价格拿到了冯仑手上1.43亿股民生银行国内法人股。手握接近5亿现金和稳赚不赔的银行原始股,史玉柱开始了自己在巨人集团和健特公司之后的第三个转折性项目。

  最初史玉柱有过财务分析,网络游戏投入两亿元就足够了,但在测试了几个月后,他发现,网络游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资金投入。除了服务器和人员工资,没别的什么成本。据估计,《征途》最初只破费了7000万元就运转起来。一切的分水岭都是在2005年的11月28日,盛大突然宣布自己最火爆的《传奇Ⅱ》全面免费,不再收取任何时间点卡费用。纳斯达克的分析师们当时都傻了,纷纷打电话询问盛大是不是糊涂了。其实陈天桥并没有糊涂,他的免费策略是直接冲着史玉柱的《征途》来的。11月15日,《征途》开始了内部测试,盛大的一位副总探听到了《征途》将在测试后直接免费的事情,了解到《征途》将采取游戏内部道具盈利的商业模式,陈天桥几乎是在3天内做出应对史玉柱的决断,整个中国网络游戏的历史就此改写。

  不再计较玩家时间点卡的那几十块钱的月收入,《征途》在游戏内做文章的商业模式,直接刺激了整个网络游戏业,从市场收入就能看出端倪。2006年网游市场规模突然跃升到了78亿元,远远超过了2005年的55.2亿元和2004年39.1亿元的常态增长率,这个数字甚至在2007年预计接近90亿元。“2005年底确实是一道分水岭。”梦工厂软件创始人裘新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商业模式讲,从延长点卡时间长度,到包月模式,再到贩卖道具模式的转变,史玉柱使网游的商业性越来越社会化,盛大、网易、九城,原本这3家公司上演的‘三国演义’,已经彻底被史玉柱的《征途》搞成了战国群雄的状态。尽管在《征途》刺激下让大多数新游戏开发品质有所提高,但有限的技术进步根本无法与市场收入暴涨相比。”

  对于史玉柱和他的《征途》,大多数网络游戏圈内人都是诚惶诚恐,一面拼命学习《征途》模式,如何将用户免费变成日进斗金的模仿精髓,另一面频频摇头《征途》打破了很多国际网络游戏界公认的规则。裘新认为:“以前单机游戏时代中国有几千万玩家,行业产值还不如惠普打印机喷墨孔增大0.5毫米所增加的产值大,这就是商业模式的威力,它远比玩家玩《仙剑奇侠传》掉眼泪的力量大。商业模式其实比产品本身更重要,这也是我在这几年才理解到的,估计史玉柱10多年前就理解透了。《征途》如果有危机,一定会在《征途》本身上,但它的成败不会影响行业,史玉柱也没这么大的能量。”而对于饱受批评的商业底线问题,史玉柱并不回避,甚至自嘲认为如果给网络游戏分级,他的《征途》将直接申请为三级游戏,只给成年人玩。反倒是面对《征途》的突然冲击,那些原本坚守传统网络游戏规则的公司找不到自己的底线。这种局面就如同2004年互联网上流氓软件大爆发时候,很多人都将雅虎旗下3721的插件作为道德底线一样。《征途》的出现实际上也产生了类似效应,不少正在开发中的网络游戏被迫回炉修改,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正在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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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把经典变成平民的盛宴


2006年的10月1日至7日,黄金假日,于丹,一个笑容灿烂、言辞滔滔的小女子,在一直由男性学者占主导地位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论语》。当2500年前的那位老人家由庙堂之上的大成至圣先师变成一位亲切、达观的邻居老伯,絮絮叨叨地为现代的我们传道解惑,人们不由得惊诧和欣喜:“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于丹的观众。而后,由讲稿结集而成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出版,首印即达60万册。  
然而,于丹的影响这才刚刚开始,进入2007年,已经没有哪一个学者的名字比于丹更响亮。年初,春节七天的“百家讲坛”再次成为于丹的大课堂,这次陪伴观众度过这个红火热闹的传统节日的是一贯被认为超然出世的庄子,而随后出版的《于丹〈庄子〉心得》,首印竟然达到100万册!到2007年10月黄金周,于丹又是连续七天在央视亮相,这次是解读昆曲,随着她的如珠妙语,戏曲园地这株雍容典雅的牡丹开入寻常巷陌。
  搜索网上,“于丹”名下竟有134万条之多。虽然不乏批评甚至指责,如一青年男子在于丹新书的签售现场亮出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白色T恤,如十博士发表联名信,疾呼“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但是,更多的人表达的是对于丹的钦佩或是对于丹这种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的支持。
  一位曾在现场聆听于丹演讲的网友写道:“两个多小时,于丹既没用隆重的‘大字报’,也不用小巧的手提电脑做提示,就那么神采奕奕地盯着你的眼,看着你的心,敞开双臂,打开智慧,娓娓而谈,居然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最令人佩服的,是她的字字珠玑,从容不迫。她妙语如珠、辩才无碍,她真挚感人却不形于色。”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余敦康认为:“于丹能一炮走红,不只是由于她个人的魅力,更主要的是由于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起飞,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他还将于丹与之前走红的学人易中天、阎崇年相比较,“他们的红和于丹不一样,易中天品三国有故事有情节,阎崇年讲的明清帝王大家都熟悉,受到喜爱有情可原。于丹讲的是一般人难得接触甚至提到就怕的古代经典《论语》、《庄子》,能把经典诠释得如此接近生活、吸引普通大众,很不简单。”
  研究老庄哲学的台湾著名学者陈鼓应在就《于丹的〈庄子〉心得》接受采访时说道:“于丹谈到境界有大小,谈到了‘生命的内涵’,所以让我一下子看进去了,并且很感兴趣。我觉得于丹在大致上掌握了庄子的思想精髓。”“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常会沉迷于纯学术研究,会掉书袋,比较学究。于丹能从生活中去阐发对庄子的理解。……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通过什么途径去了解庄子,他们回答说是蔡志忠的漫画。我想将来很多学生则可能是通过于丹来认识孔子庄子,认识传统文化。”
  于丹也许有用错成语的时候,也许有读错字音的时候,但是,是她在适当的时候,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古代经典的阳春白雪变成了一场平民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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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

李安说,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在写其他的人和事,只有这一篇在写自己。28页写了30年,她的心中有很多恨意。
张爱玲,公寓作家的静安寺路
  静安寺路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上海的时尚高地。为重现1942的老上海细节,李安花了2000多万元,到车墩影视基地重新搭建了这条路。沈寂曾来看过几次,觉得这里“第一为真,第二为美,特别是夜景,回到了老上海”。“连路边停靠的黄包车都十分讲究。数字确切的牌号,证明那时拉车载人都需备案,轮胎一律配挡泥板,棚子一律两旁可折叠,方便下雨时垂放。若是三轮车,脚蹬外必裹方皮,不仅美观且骑久了脚也不会难受。若是人力车,必有撑架。”
  1942年的静安寺路,也是张爱玲眼中的风景。那一年她回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处的常德公寓。这种Art.Deco风格的公寓在当时蔚为时髦,20世纪初集中在静安寺路两侧呈现。如今,在静安寺高楼林立的一角,这幢肉粉色的7层小楼陈旧得有些发黑,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临街是些小杂货店,居民们见怪不怪地看着一拨拨来寻访的人。
  当年这里属于公共租界,有“中国租界的小拉丁区”之称。公寓面积虽没有花园洋房或深宅大院大,但因其设施现代精致,居住的开支昂贵万分,且都是只租不卖,为防货币贬值,不少都要付美元或金条,故问津者多为洋人及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张爱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走进去,和上海所有老房子一样,门厅斑驳的白墙和暗红的门窗之下,几辆旧自行车随意停着。各家的信箱积满了经年的尘土,散落在右边的墙上。一部嗡嗡作响、需人操纵的浅绿色老电梯动感地维持着公寓曾经的风韵,原来这里是一部英国产的铁栅栏式电梯,上上下下都伴着光影的变化。看电梯的师傅开到6层,指一指左边,“51号就是”。门上有一个玻璃的小窗口,后面用布帘掩着。沈寂曾来过常德公寓几次,他说,房间是两室一厅,张爱玲住在靠近门口的小间,姑姑住在通向阳台的大间,“姑姑的气质和才学都超过张爱玲,是真正大家闺秀的代表”。
  公寓转角是宽大的弧形阳台,张爱玲最喜欢在这里俯瞰静安寺路,傍晚看“电车回家”——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深夜,“百乐门”飘来尖细的女声“蔷薇蔷薇处处开”。沈寂说,当时上海已经沦陷,租界里也成日封锁,甚至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死掉了。这里的生活并不像张爱玲笔下那么悠闲。
  从常德公寓漫步过去,十来分钟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场景里:“义利饼干行地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4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这些场景都集中在从陕西北路至石门路的短短200米内,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如此。
  “凯司令”咖啡馆开在1025号的静安别墅的沿街铺面,几十年不变。说起静安别墅,原是潮州会馆的墓地,后又为英国人的养马场,1926年由南浔富家张家购得这块地皮。现在仍保留了新式里弄结构,一座座3层红色砖木小楼排列整齐,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据住在这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银行职员的聚居地,“为什么当年叫别墅呢,也得有钱人才能住得起,一栋房子要几十根金条”。张爱玲写,汪伪分子易先生挑中这里,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凯司令”原为两个门面上下2层,铺面一个门面做门市,一个门面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写,“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楼上情调要好一点,“装有柚木护壁板,但小小的,没几张座”。栗子蛋糕及芝士鸡丝面及自制的曲奇饼干是其镇店之宝。沈寂说,这里是当年电影演员、作家等文艺圈中人常光顾的场所,张爱玲及好友炎樱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说,《色·戒》里老易对王佳芝说“凯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馆“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开的,这话不错,实际上是3个西厨在30年代初合资以8根大金条开出的。3个人中有一位叫凌阿毛的,是当时上海滩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饼师傅,原在德国总会做西厨。中国人从来喜欢宁做鸡首不做牛尾,就与朋友合资开下这家咖啡馆,取名“凯司令”,确因当时有一名下野军阀鼎力相助他们拿下这两个门面。当年静安寺路上沿街门面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租下来,这些公寓的大房东十分势利眼,一看3个老实憨直的上海伙计出身的要在这里开咖啡馆,怕砸了这一带店铺的牌子,不肯租给他们。是这位军阀以他的名义帮他们拿下这两间门面,店名便以一句笼统的“凯司令”以致感谢,意蕴长胜将军,还可暗喻自己店铺在商战中金枪不倒。
  “凯司令”现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马路的玻璃幕墙十分现代,门面扩大了几倍,咖啡座移到了3层。范经理告诉记者,现在的布局已经变化很大,原先的圆桌变成了长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闭式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大玻璃落地窗。只有房顶缓缓摇曳的金黄色吊扇可以觅得几分老上海的味道,几个“老克腊”临窗而坐。
  “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现在,“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贵。
  郑苹如,万宜坊的美艳“女特务”
  沈寂第一次来到常德公寓,是由与张爱玲相熟的吴江枫带来,谈话之际,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坐在一旁默默聆听。在路上他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沈寂说,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大汉奸?”沈寂觉得,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唯张爱玲却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也是异数。
  胡兰成当时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对中统内部的一桩奇案——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这个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还是他的情妇。胡兰成当时所处的特权阶层生活也为张爱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钟”和“黄呢布窗帘”。上海档案馆编研室陈正卿研究员对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们总爱穿黑呢斗篷,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而孤岛时期,日本人控制着上海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布是紧俏商品。据说,当年汪伪部队找不到真正的黄呢子做军装,就到乡下收购那种黑麻布,回来用土黄色的颜料涂一涂做军装。小说中说到丁默用厚厚的黄呢布做窗帘,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郑苹如住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的万宜坊。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媒体巨头金雄曾与郑为邻,形容说,万宜坊“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郑的玉照上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1930年总130期封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惠芬对记者说,《良友》画报刚开始有些鸳鸯蝴蝶派的气质,只要长得漂亮,在交际场上还算活跃,家境算得上中产,就能成为封面女郎。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找到了姑姑的这张照片,这还是去年12月照相馆仓库水管爆裂时偶然发现的。王开照相馆副经理孙孟英说,三四十年代辉煌时,很多明星来王开拍照,也是《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定点拍摄地,“拍一张要6块大洋,当时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开拍照并不收钱,作为回报,把明星们的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
  郑家从日本刚刚回到上海时,住在顺昌路太平桥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陈正卿说,万宜坊离淮海路近,这里外国侨民多,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就在附近,而紧邻的淮海路更是当年洋人们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条街。而当年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上虽然商业繁华,但各色人都有,鱼龙混杂,要比淮海路低一个层次。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层楼的租金。而郑苹如家独住一幢3层楼房,父亲月工资是800银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富户人家。
  陈正卿说,孤岛时期,很多江浙一带的乡绅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来,带来了很多钱,加之人们对明天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里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当真来抓人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富人们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据统计,孤岛时期的上海,酒店的数量和营业额都超过战争前,而全上海舞厅多达200多家,更是创造了老上海娱乐业的巅峰时刻。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
  郑苹如算得上是万宜坊的活跃分子,但父亲的管教也很严格。郑国季说,邻居家有把电吉他,一天,郑苹如提出要去学,但父亲不答应,为此郑苹如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鼻子。“但是,只要涉及为国家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父亲并不多过问。”后来,郑苹如结识丁默后,曾有几次,丁默用自己的车把郑苹如送到万宜坊的家门口,郑苹如让丁默上家里坐坐,但出于警觉,丁每次都推脱了。
  万宜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仍旧是乳白色的石灰墙,星星点点的突起上挂满了尘土。万宜坊1928年建成,也属于新式里弄房,稍逊于花园洋房,但因为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从结构上说比老式里弄房好得多。当时这里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邹韬奋住在53号,往里走不远,88号就是当年郑苹如的家。现在的2、3、4层住了陈先生一家,1998年买下来的房子,若在当年要四五十万银元。屋子结构都没变,窄窄的木楼梯旋转而上,绛红色的油漆并没有脱落的痕迹,2层到3层的拐角处是间小格子间,据说是当年佣人的房间。跟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后,郑苹如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3层就是她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望去,可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楼,而暗黄色的铜栅栏更增添了几分西洋气。但陈先生说,电影并没有在这里拍,倒是后来有几家媒体找到门来拍照。讲得多了,他也对郑苹如的家世有了些许了解,只是当时买房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中统女特务的家”。
  据万宜坊的门卫陈先生介绍,今年年初,李安的确带人来看过万宜坊的老房子,但电影却是在旁边的重庆公寓拍的。位于重庆南路185号的重庆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吕班公寓,当年曾住过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的木地板已经改成了大理石地面,李安就找人重新铺上了木地板。由于当天要拍一幕雨天里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戏,但剧组的人却没人穿皮鞋,于是便拉来了陈先生,让他在崭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电影里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说起这些,陈先生颇有些骄傲。
  命运交叉的场景
  1947年6月,张爱玲告别了常德公寓和胡兰成,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与常德公寓这种独幢高层公寓相比,重华新村沿街公寓要属次一等,由于上海地价昂贵,营造商就设计出这种里弄公寓:总体布置比较紧凑,楼层一般为3至4层,以一梯二户居多,每户可各自关断,外观与新式里弄相仿。室内布置没有独立式高层公寓讲究细节,居室面积也较小,讲究实用、简洁,但卫生、煤气灶及暖气装置齐全,并配有壁橱,平面紧凑到不能再经济的地步。这些公寓的住户不少就是楼下店铺的老板,方便照顾店内生意,还有不少为医师、律师的诊所或办公室。程乃珊说,1950年后,张爱玲的姑姑想是为了节约开支,才从高层公寓搬到这里,不过因为地处繁华中心,这里的房租仍属相对昂贵的。
  50年代初,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时光,在黄河路65号的长江公寓度过。淡褐色的马蹄形的外形,从凤阳路口一直延伸到黄河路上,外墙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颜色参差不齐,像是包扎拙劣的伤口。
  常德公寓之后,张爱玲没有再次邂逅浪漫,没有回复到抗战前的风光,更没有创作出大批量的作品,这两处住所也像是被人遗忘了。
  之后,张爱玲出走香港地区、美国,生活日渐落魄。沈寂说,她在70年代发展到要“领救济粮”,“用两个箱子当桌子写作”。在辗转中,郑苹如的间谍故事又一次与张爱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陈惠芬说,之所以这部小说写了30年,也是张爱玲逐渐放下胡兰成的一个过程。当年,即便胡兰成如此辜负她,张爱玲还是在胡兰成逃亡的时候寄给他一大笔钱,帮助他逃跑,联想到胡兰成的身份,这跟《色·戒》里的情节设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体现了张爱玲的感情历程,“虽然很不堪,但关键时刻总会心软”。
  郑苹如的真实故事发生在静安寺路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里的枪声”也成为人们对“刺丁案”的形象称呼。新店迁至南京西路878号,“凯司令”向东走不远。门头上的英文“First Siberia”还隐约可辨,只是现在已经并入上海有名的“开开服装”,店里混杂了很多牌子的衣服,第一西比利亚的皮货只因历史记忆而占据一角。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几十年来的老照片,最早的一张里可见丰富的皮衣皮货陈列,一只豹子赫然端坐在店中央。沈寂说,这虽然是以俄罗斯地名为店名,但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开的,所以招牌是黑白的。由于附近已有两家皮货店分别取名“西比利亚”和“西伯利亚”,为了一争高低,犹太人便取名为“第一西比利亚”,并用“虎啸”作商标,果然成了当时上海的皮草大哥大。
  陈惠芬说,西伯利亚皮货当时很热门,用皮货做领子很时髦,显示的也是一种富贵身份。但张爱玲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从小就没什么荣华富贵,只靠自己得稿费维持生活。所以,看张爱玲的作品,她写衣服、写公寓、写古董家什很多,描写得也很生动,但并没有多提及奢侈品,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与郑苹如不同,这种物质上的丰裕情景只是张爱玲的一种想象。
  与西伯利亚皮货店紧邻,是张爱玲《色·戒》中高潮戏的场景——王佳芝突然发觉自己爱上了老易而在紧要关头放了他。程乃珊说,这家首饰店的原型,其实就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家开的,炎樱的父亲就是印度人,母亲是天津人。这家珠宝店叫“品珍”,开在花园公寓底层,与重华新村、静安别墅相邻,都属联体公寓,档次要高,租金肯定贵,“但几家珠宝店,总得有点架势”。
  这家小珠宝店早已无可寻觅,传言解放前夕炎樱全家离沪,这间店就盘给炎樱父亲的大伙计陈福昌了,“文革”时关闭。沈寂曾跟姐姐进去过,“确实像张描写的那样,楼下卖的大都是假的。阁楼上才是真货,保险箱很重”。不过,沈寂觉得张爱玲并不真正了解钻石的好坏,她所说的“火油钻”是在火油中浸过的,看上去珠光宝气,但真的好钻石并不会这么浸,何况是6克拉的,“我姐姐去看时,听说是‘火油钻’,就不要”。李安也拿着好不容易寻觅到的6克拉戒指给他看,“你看好不好?”他放在灯光下细细看那光晕,“好”。他说,电影里当然允许假的,但这个引起故事逆转的戒指却不能是假的,这也算是李安的卖点。
  故事的最后,王佳芝将老易放走了,“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平安戏院离常德公寓很近,张爱玲当时经常到这里看电影,“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地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
  这座电影院位于高层公寓平安大楼底层。大楼为8层美式公寓,30年代西班牙驻沪领事馆就设在此处,现在,“那圆圆的朝里凹成一钩新月切过路角的大门”已改成西班牙时装品牌ZARA的专卖店。沈寂说,1943年以前这里放的都是外国电影,李安还专门据1942年的报纸,找来当时的电影海报贴在剧院门口,其中有《乱世佳人》和《月光宝盒》。

  王佳芝在平安电影院前上了三轮车,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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